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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形成。这是中国法制建设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就这一事件的解读以及司法改革这两个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

研究建立与公众出行需求、城市道路资源、停车资源等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提升车辆的集约和高效应用。但其未来发展的立足点是要为老街出行创造安全、便捷、舒适的使用体验。

研讨会会场。 张斌 摄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 王利明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担任教学职务的同时,积极参与了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他曾经三度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也是包括《经济合同法》、《合同法》和《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并兼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停车场和公共停车空间已为有限,如果放任电瓶车不加节制投放,会对城市的公共资源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中新网义乌5月25日电十五年前,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创建。这套以村务监督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机制被称作“后陈经验”,得到广泛推广。2010年,村务监督制度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在采访中,他对我国法制建设做出了一个整体的评价,“立法成绩巨大,执行任重道远”。同时,他认为,司法改革的最大困难主要在于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并建言应该加大改革力度,提高司法威信。

整个社会包括产业自身都不具备良性的发展基础。

5月25日,“后陈经验”诞生十五周年之际,“后陈经验”与基层公权力监督理论研讨会在浙江义乌举行,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基层部门代表等与会者就深化拓展“后陈经验”,推进基层清廉建设等展开探讨。

  立法基本满足社会对法治的需求   《21世纪》:您是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标志是什么?

共享单车巨量投放的同时也对城市的公共资源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相比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之所以未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对公共资源的占用更为庞大。尤其是在一二线和大中城市,面对庞大的汽车规模,停车场和公共停车空间已经极为有限,如果放任共享汽车不加节制投放,整个社会包括产业自身都不具备良性的发展基础。

“后陈经验”的诞生与扩散

  王利明: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法治框架,形成了各项基本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了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标志,就在于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以宪法为统帅,以七个法律部门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实现了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满足了社会对法治的需求。

在保险产品的设计上,交通运输部鼓励经营者与保险公司根据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特点和风险大小,创新开发保险产品,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保障承租人合法权益。相比较传统出租车,共享汽车保险费率往往与出租汽车等提供运输服务的费率一致,但是与出租汽车等提供运输服务的车辆相比,租赁车辆在使用效率、事故风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理所当然的需要新型保险产品设计。

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诞生源于一场信任危机:2003年,在累计获得1900万土地征用款的后陈村,由于村干部用财缺乏监督,两任村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导致村干部一度失去村民信任。此背景下,2004年6月,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选举产生。

  《21世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中国特色”表现哪些地方?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共享汽车这样的创新业态,当然需要采取创新和包容的心态予以支持。而完善的监管模式则应该被视为关键的支撑,唯有此,消费者才能体验到安全、高效、舒适的共享汽车,共享汽车产业才能真正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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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中国特色体现在具有中国的本土性和人民性上面。一方面,本土性就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没有照搬外国的法律,而是立足于中国的需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对于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我们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进行借鉴,但绝不照抄照搬。

清廉金华建设探索实践图片展。 张斌 摄

  例如《物权法》中有关所有权的规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划分方法,我国依照主体的不同将其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另一方面,人民性就体现在,在这一法律体系之下,我们强调和突出立法为民、司法为民和执法为民,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比如,我们的法律在制定过程中,都要公开上网征求广大社会民众的意见,有些法律草案(如《物权法草案》)甚至在报纸上全文刊载其内容,最大限度的听取社会各界以及广大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法律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诉求。

就明确要求湛江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应当会同当地住房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出行需要,综合考虑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出行需求以及城市交通状况等因素,制定小微型客车租赁发展规划,并纳入综合运输体系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统筹安排租赁网点和停车场地;加强电瓶车与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换乘衔接,推进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等交通枢纽小微型客车租赁营业网点以及客流密集区域停车站点建设。我相信,只有交通设施配套完善,赤坎老街才具备良性的发展空间。

“用老百姓的话说,‘以前怕村干部干事,因为一干事就怕村干部捞好处;现在怕村干部不干事,因为全方位的公开让村民有了一笔明白账’。”后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武介绍,2004年起,村里每个工程项目、每笔财务收支都要接受监督并公开公示。

  《21世纪》: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有哪些宝贵经验和教训?

据了解,十五年来,后陈村保持着“四零”(村干部“零违纪”、村务事项“零上访”、工程建设“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记录。去年,该村村集体收入达430万元。

  王利明:在过去的这十三年,我国的立法数量和质量都取得较大进展,实现了立法的民主化、公开化和科学化。我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判断是:“立法成绩巨大,执行任重道远。”

2005年,浙江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拉开了全国村务监督制度改革序幕。2009年,金华市成为浙江省最早实现村务监督组织全覆盖的地市。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发展得越快,对法治的要求就越高;同样,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例如加入WTO,对于立法的科学性、国际性等要求也就越高。可见法治的发展是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近年来,金华市建成省级民主法治村106家、巩固率达到100%,村务问题引发的信访件逐年下降,实现了‘后陈经验’与‘基层党建+’的互促共进。”金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郎文荣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当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立法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的余地,有些法律由于制定之时相互协调不够,导致法律规定之间尚有冲突和矛盾,例如《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就有一些规定的内容不相一致,导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困难。

朗文荣介绍,当前,金华正推动基层监督组织与基层监察的有机融合。探索实施对市属国有企业、高校、金融企业的派驻监督工作,推动国家监察延伸到最基层。“以110多家派驻机构、147个乡镇监察办为运行枢纽,以4000多名村务、居务、校务、院务、企务等基层监督组织人员为主体,分层分类组建监察员、联络员、信息员队伍。”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过去十三年以来,我们立法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可能还有总结经验教训的必要。例如,在法律制定完成之后,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或者配套规定制定不够及时,导致法律的适用效果大打折扣,还有一些司法解释突破了法律规定本身,这些都有待于认真总结。

随着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这项源自后陈村的基层公权力监督实践经验正被广泛“扩散”,其标志意义亦更加凸显。

  《21世纪》:有观点认为,过去十三年的立法主要围绕经济领域展开,对此您怎么看?除此之外,当前的立法还有哪些不足?   王利明:应当说,过去阶段的立法不仅关注于经济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对人们基本权利的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的两大基本民事权利,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陆续颁布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强化了对公民基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

基层公权力监督“未来式”

  同时,过去阶段也非常注重民生立法。例如我国颁布了《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重要的社会法,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

“村务监督机制的出现,体现的问题是‘微小’的,也是‘巨大’的。”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后陈经验”看似简单,但“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对于中国农村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立法方面,法律的相互配套、衔接尚存在不足之处;二是,对立法解释注重程度尚不够,法无解释不得适用,法律的正确实施,离不开立法者的充分解释。法律解释活动越发达,科学性越强,成文法的生命力就越长久,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效果就越明显。法律解释活动还可以有效的克服成文法的漏洞,弥补其不足,成为克服成文法刚性和僵化缺点的“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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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体制障碍   《21世纪》:未来立法的重点,您认为会在哪些领域展开?

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选举产生。 金华市纪委市监委 供图 摄

  王利明:目前我国基本的民事法律已经具备,但是未来还需要一部完备的、科学化、体系化的民法典。在有了《物权法》和《合同法》的财产法之后,我们还需要加强在人身权方面的立法,为此,我们还需要制定一部人格权法,并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民法总则。在民法中设置独立的人格权法编,这在世界民法典中尚无先例,是个了不起的突破,将使新中国的人身权利司法保护制度得以基本完备,对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必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他指出,中国农村历来有“强人”现象,“强势”带头人的出现一方面带动乡村发展,一方面也值得下一步基层公权力监督更多关注,“农村有农村的特点,要敢于正视新问题,推动中国基层公权力得到更好监督。”

  除了民事立法之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强化有关经济立法、行政立法和社会立法等方面,例如需要制定和完善有关《预算法》、《行政程序法》、《社会救助法》等重要法律。

“基层治理和基层公权力监督必然和监察体制改革发生交集。”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从监察体制改革向基层延伸角度指出,随着监察体制改革中对基层监督对象范围的扩大,需要对监督模式等作出更多探索。

  《21世纪》:法制体系的完备,并不意味着法制国家的国家。在法制国家当中,司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当前改革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目前,纪检、监察部门办案力度逐渐加大,办案人才出现‘紧缺’。同时,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过去解决不了的基层违法犯罪行为得到了更好的制度保障,这同样也是新的挑战。”毛昭晖说。

  王利明:目前,改革的最大困难还是在于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例如立法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仍然受制于地方政府,从而使法院很难在行政诉讼案件中置于中立的裁判位置。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仍然过多,现实中存在的司法腐败等现象都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同时,从整体而言,法官的全体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公正和严格执法的需要,尚有待进一步提高。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表示,探讨基层公权力监督,首先须明确“基层公权力”的“行使者”,“从基层自治组织更好行使公权力而言,关键在于设计好自身组织内部的权力架构,发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作用。”

  司法机关是社会的平衡器,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公正司法。在社会转型的时期,把各种社会冲突通过诉讼和审判机制予以吸收和中和,把尖锐的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一定的程序得到公正的解决,正是司法所需要发挥的独特的功能。提高司法威信,我们可以做的工作非常多。

“目前一些地区出现‘村财乡管’,外部监督特别是上级党政机关对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监督加大等现象,这反映出基层自治出现的突出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设计好权力架构,发挥好自治组织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过勇说。

  首先,司法机关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推动基层公权力监督,最有效的作法就是公开。让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全部在‘阳光’下,才可能压缩腐败空间。”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认为,信息公开的作法,正是后陈村及全国其他农村村务监督工作成功突出的共性经验。

  其次,需要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建立和完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形成促进司法公正的审判运作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规范司法行为,从体制上强化对审判权、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有效防止司法腐败。

据悉,此次活动由金华市委主办,金华市纪委市监委、义乌市委承办。

  第三,应当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分离,执行机构应当从法院中分离出来,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因为执行和审判具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模式,执行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司法权而是行政权。由法院享有执行权,其实并不符合司法规律,也导致了司法腐败等现象层出不穷,影响了司法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第四,提高司法威信,还需要司法人员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尊崇,法官、检察官要以谦卑的、虔诚的态度对待法律。

  《21世纪》:当前,公权力的滥用,是制约我国法制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规范和限制公权力?

  王利明:强化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应该从立法上入手,应当加强在立法上的制约,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进一步按照依法行政的纲要,将行政权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实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强化人大的监督和司法的监督。例如在制度上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信息公开,进一步加强官员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披露力度,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防范腐败的发生。

  原文链接:王利明:应从立法上入手强化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编辑: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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